5·12地震诗潮的成因及意义浅析[ZT]

内容摘要】 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诗歌运动，本文旨在探求其成因，分析其意义及对中国诗坛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5·12地震诗潮 成因 意义

     

    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文坛迅速掀起了气势磅礴的以悼念死者、抒发真情、讴歌真善美为主题的诗歌运动。中国的诗歌状况骤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以万计的诗人似四面埋伏的伏兵，一个个如树木一般拔地而起，大有起风成暴之势。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每天超过1.5万首诗歌和评论，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在民间流传。这些诗歌有对生命逝去的痛惜，有对父母、老师、救援者和志愿者等人的赞美，还有对人性光辉的讴歌，等等。其中不乏有许多好的诗篇。如《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为这样的母亲，跪下！》等作品感动着无数的读者。学术理论界习惯地把这次自发的群众性诗潮称为“地震诗潮”。在5·12地震诗潮中，尊重人，热爱生命是诗潮的主体结构；悲情、激情、豪情，构成了5·12地震诗潮的主调；“中国”成为一个坚强、庞大的形象；地震诗潮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
一、地震诗潮的动因

    毋庸置疑，出现这样的诗歌热潮，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本文旨在探求5·12地震诗潮的动因，分析其意义及对中国诗坛乃至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外部因素（包括社会传统、网络传媒的兴盛等）来探讨这一问题的动因。

    首先，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

    第一，从诗歌区别与其它文学样式的性质上来看，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我国现代诗人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正是由于诗歌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抒胸臆，表达方式简洁、直接、短小精悍，最能表达情感的沸点。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诗和音乐在苦难中对人的心灵的抚慰，这是其他文学艺术形式在瞬间很难抵达的。所以这场令人颤栗的灾难中，诗歌再一次成为文坛的“轻骑兵”。汶川大地震中的诗歌突然勃兴，并非人们面对灾难诗兴大发，而是大灾难面前，人们不约而同选择了诗歌这一易于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学样式。

    第二，从诗歌发展的内部规律来看，它和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一致的，即，同样具有产生、发展、成熟、衰亡或者走向新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既不用缅怀盛唐诗歌的勃勃生机，也不用悲慨现代诗歌的“边缘化”，因为这正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者可以说，中国诗歌正面临着一个拐点，不是走向死亡就是迎接新生。曾几何时，我们以为，诗歌已离我们而去，彻底成为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者的游戏。所谓的现代诗歌矫揉造作，空洞无物，缺乏真性情的流露，大众对诗歌的不关注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低潮。然而，之前骂诗人和网络恶搞诗歌现象，其实也恰恰说明很多人关心诗，他们希望诗人写出他作为读者心目中的“理想诗篇”。特殊时刻全民写诗，说明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商品化，诗歌也不会亡。诗歌的无用之用，自有其独特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诗歌是有走向新生的希望的。

    其次，从5·12地震诗潮形成的外部因素来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从诗歌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上看，中国自古就是诗歌的国度。诗人自古就有爱祖国、重民生的优良传统。从忧国忧民、愤而沉江的大诗人屈原以降，无论《古诗十九首》还是建安诗歌，无论李白杜甫还是新乐府，无不闪烁着忧生爱民的高贵品格。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天空，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诗篇更是不胜枚举。我们的诗人们，血管里都流淌着这样的传统。中国几千年来传承至今的诗歌传统与诗歌精神，让历代国人把诗歌作为感情寄托的重要方式和习惯，一旦波及全民族的悲情震荡，人们心灵安慰的习惯自然会与这种传统相联接。评论家谢有顺表示：“中国毕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以诗抒情，是许多人面对大喜大悲时所乐意选择的话语方式。”[1]

    第二，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为地震诗潮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如果说诗歌正在被边缘化，或者已变成诗人与诗人之间的自娱自乐，没有人会反对。但事实上，诗歌在纸质印刷刊物上的“抱头鼠窜”，并不能掩盖其在网络载体上的“星火燎原”，因为网络的存在，以及其宽广的覆盖面和闪电般的传播速度，为诗歌“迅速反映”重大突发事件提供了可能。网络是一个能量巨大的“场”，诗歌在这个“场”中具有释放“场效应”的魔力。
二、地震诗潮的意义

    地震诗潮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就如同烛照大众心灵的精神火炬，让人们在阅读中完成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它更像一部教科书，不仅使中国诗坛引起反思，也对其他门类的艺术创作具有诸多启发。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为当代新诗写作如何“重返”时代和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它的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真实的生活是产生优秀作品的沃土。只有生活才能激发人们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只有生活才是诗歌乃至所有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实践证明，诗歌如果仅仅局限于琐碎而无意义的“小我”，是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关注的。大地震后，人们用诗歌来怀念亲人，讴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伟大国家，来赞颂中华民族的坚强不屈。这一切，都来源于真实可感的生活本身，因此才能引发共鸣。诗言志、诗咏言，那些撼人心魄的诗句，如果没有来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是不可能创作出来的。“作家蒋巍说：“血管里流出的东西是最感人的———这应该对我们所有艺术家有所启发，只有俯下身去深入生活，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真正的艺术家是社会的镜子和温度计，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感情的记忆，”曾经创作出《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优秀影视作品的剧作家王兴东说，“艺术家深入生活、感悟生活的深度是与其作品的深度和感染力成正比的。”　　

    其次，地震诗潮证明了诗歌永远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而不单单属于少数专业诗人。虽然有些诗人把诗歌称为贵族的艺术、小众艺术，但中华民族的诗歌发展史表明，真正的诗歌高峰都是以广泛的群众基础做铺垫的。唐诗、宋词、元曲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是因为诗人没有把诗歌当作小众艺术来作，而是在市井之间的广泛传唱中流传至今。人民大众对文学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对表达人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是非判断标准的必须的要求，否则，人类就将失去应有的价值而失衡，走向黑暗和灭亡。如果一代诗人都来写那些无聊琐碎的“个人化”声音，那么这一代诗人就难免是颓废、最终被人民所遗忘的诗人。

    再次，它向诗人呼唤了面对现实勇于担当的精神。诗人潘洗尘说：“诗人曾是一个最富担当精神的群体，我们的先人屈原就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但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诗人们却似乎都失缺了肩膀，怯于担当甚至羞于担当了，好像诗人一‘担当’，就会偏离某种自以为是画地为牢的象牙塔了。殊不知，诗人远离了时代和社会，就像人类远离了空气和水。人一旦远离了空气和水就会变成尸体，诗人一旦远离了时代和社会也就变成了一个个干枯的‘死’人，死人又何谈创造力？这也就难怪今天的大多数诗歌会散发出霉腐气了。”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梁平也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地强调诗歌的技术性，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面对现实生活的痛处、生存状态的无奈，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冲动和悲悯，很多人对现实麻木不仁，却无比自得、无比悠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身处边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诗人疏远自己家园，诗人无视国计民生，诗人忽略百姓疾苦，不断地重复别人的同时重复自己。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呢？”[2]诗人首先应该是敏感的人，对生活的珍爱与悲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诗人能够写出真诗至关重要的因素。诗歌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中华民族是充满精神理想的民族，是在苦难和斗争中站立起来的。在这场灾难中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是诗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最后，地震诗潮也展现了诗歌发展的潜力和它的运动趋势。在灾难降临初期及时的抢救生命和物质家园是当务之急，但是当这一事件逐渐远去，我们的精神家园更需要重建。“诗歌不仅是诗坛的需要更是人们营造精神家园的需要。”[3]灾难已经并在继续改变着人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终将改变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它对国人精神凝聚、价值构建和生命审视是一种强力的推动，对诗人灵魂震撼、观念重估和创作取向也具有深度影响。但是，未来的诗歌局势究竟怎样，终究是个未知数。地震诗潮只是特殊环境下的非常态繁荣，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从此就会走向新的辉煌。诗歌的振兴与辉煌仍需要一个痛苦的、艰难的、甚至是比较漫长的过程。